【部编版】七年级下册 第十三课《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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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七年级下册第十三课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作者:张中行
叶圣陶先生
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
记得那是
旧历丁卯年除夕,
晚上得知这消息,
外面正响着鞭炮,
万想不到
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
也把他送走了,
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
是五十年代初,
我编课本,
他领导编课本。
这之前,
我当然知道他,
那是上学时期,
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
相识之后,交往渐多,
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
至少是
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
《左传》说不朽有三种,
居第一位的是立德。
在这方面,
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
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
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
思想是这样,
行为也是这样。
这有时
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
一处是:“躬行君子,
则吾未之有得。”
一处是:“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何有于我哉!”
两处都是
孔老夫子认为
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
可是
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
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
“叶老既是躬行君子,
又能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
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
无不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动。
前些年,
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
当年他在上海,
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
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
走近一看,
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
这一次他受了教育,
此后写文章,
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
不敢草率了事。
我同
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
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
其时他刚到北方来,
跟家乡人说苏州话,
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
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
他对普通话生疏,
于是不耻下问,
让我帮他修润。
我出于对他的尊敬,
想不直接动笔,
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
他说:“不必客气。
这样反而费事,
还是直接改上。
不限于语言,
有什么不妥都改。
千万不要慎重,
怕改得不妥。
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
我遵嘱,不客气,
这样做了。
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
比如有一两处
他认为可以不动的,
就一定亲自来,
谦虚而恳切地问我,
同意不同意恢复。
我当然表示同意,
并且说:
“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
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说:“好,就这样。”
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
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
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
他同样是一以贯之,
宽厚待人。
例如一些
可以算作末节的事:
有人到东四八条
他家去看他,
告辞时,
客人拦阻他远送,
无论怎样说,
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
四道台阶,
送到大门外。
告别,他鞠躬,
口说谢谢,
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
他晚年的时候
已经不能起床,
记得有两次,
我同一些人去问候,
告辞时,
他还举手打拱,
不断地说谢谢。 
还记得大概是
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
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
在妻女家中小住,
抽空去看他。
他家里人说,
他很少出门,
这一天有朋友来约,
到天坛看月季去了。
我要了一张纸,
留了几句话,
其中说到乡居,
说到来京,
末尾写了住址,
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
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
他说他非常悔恨,
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
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
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
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
最后沦为住旅店,
感到很悲伤。
我看了信,也很悲伤,
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
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
像叶圣陶先生
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以上说待人厚,
是叶圣陶先生
为人的宽的一面。
他还有严的一面,
是律己,
这包括正心修身和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谈到写文章,
他不止一次地说:
“写成文章,
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
是说话,不是念稿,
才算及了格。”
他这个意见,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
譬如近些年来,
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
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
对于以简明如话
为佳文的主张,
就必付之一笑。
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
可以自己试念试听,
看像话不像话,
不像话,坚决改。
叶圣陶先生
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所以
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
平易自然,鲜明简洁,
细致恳切,
念,顺口,听,悦耳,
说像话还不够,
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
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
简洁
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
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
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
有针对性。
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
“你写成文章,
给人家看,
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
意思没变,
就证明你不行。”
关于繁简,关于修改,
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
叶圣陶先生只说字,
我的体会,
一是偏重用语,
二是意在强调,
精神是可简就绝不该繁。
可是现实呢,
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
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
一个是“了”,
如“我见到老师”,
“他坐在前排”,
简明自然,
现在却几乎都要写
“我见到了老师”,
“他坐在了前排”,
显得既累赘又别扭。
另一个是“太”,
如“吸烟不好”,
“那个人我不认识”,
也是简明自然,
现在却几乎都要写
“吸烟不太好”,
“那个人我不太认识”,
变得不只累赘,
而且违理。
像这样的废字,
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
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
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
也就无怪乎
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认识的
一些前辈和同辈里,
重视语文,
努力求完美,
并且以身作则,
鞠躬尽瘁,
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
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
零碎的,
写作的各个方面,
小至一个标点,
以至抄稿的格式,
他都同样认真,
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
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
他发现课本用字,
“做”和“作”分工不明,
用哪一个,
随写者的自由,
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
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
这不是对错问题,
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
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
必须定个标准,
要求全社出版物统一。
商讨的结果,
定为“行动”义用“做”,
“充当”义用“作”,
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
如作文、
自作自受之类仍依旧贯。
决定之后,
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
于是“做”和“作”
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
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
凡是拿笔的人,
尤其或有意
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
都要常常想想
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
以及提出
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